奥古斯丁作了第一场题为 “心灵、物质和意义：技术、社会性和自由在人类演化中的纠缠 ”的发言。他认为人类演化充实了认知、哲学和具身性的观念，这一过程尤其和技术和社会性相关。对过去两百万年期间人类的演化的考察，不单是对我们所使用工具的研究，还作为一种历史的哲学思考，深入构建我们对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叙事方式。
 

此次发言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人类演化和人类小生境（human niche）的概述，介绍了人类演化中技术与认知的共同演化以及社会性的核心作用。依据达尔文的演化概念，演化不仅强调连续性/共通性，而且强调非连续性/差异性。奥古斯丁将人类和灵长类动物进行比较。人类是灵长类动物的一部分，与其他大部分动物相比，具有更强的社会性和更复杂的认知。通过介绍早期人类-更新纪人类-南方古猿-现代人不同时期的状态，他指出人类在脑容量、神经网络的可塑化、复杂化以及传播迁徙的速度、广度和效率上的增长规模造成了人类的独特性。上述演化改变了人类的大脑、身体以及习惯，并塑造了新的人类小生境，即我们在世界中的存在环境与方式。这一方式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复杂认知的以及技术的。
 

第二部分是技术、社会性和自由在人类演化过程中的纠缠（Entangling）。通过三个有关石器、符号和驯化的案例研究，奥古斯丁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从简单的工具到想象力和艺术产生再到建立全球性连接的过程。必须通过跨学科交流才能了解这一过程。人类建立的人类小生境是一个技术化和社会化的过程。人的技术化包括获取和传播物质材料、学习和发展生产方法、可复制性以及使用和创新，并为抽象语言系统提供准备。抽象能力被心灵所构建，但人类不仅建立了这种能力，而且将它投射到外部世界，并将其转化为现实。人类不仅具有独特的社会-认知小生境，而且建立了普遍的符号生态系统。与人工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扩展甚至构成了人的认知和社会性。同时，社会支持、推动、持续以及技能习得过程中的个人控制，在技术化过程中至关重要，即这个过程的延续需要借助人的社会化，即人的之间社会联结、合作、关怀以及教化。人对植物和动物的种植和驯化也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影响，改变了人类的密度、活动区域以及思维方式等。
 

第三部分为总结，回答何以将人类演化的观念和人工智能联系起来。奥古斯丁提醒到，人类的认知演化，不仅仅只与大脑、基因等相联系，它还应包括与前者权值相等的技术、社会性、认知、意识形态以及观念等元素。人类的认知和演化也不仅只与生物个体相关，还应包括我们所赖以生存且投射其中和进行改变的生态环境。他建议，人工智能中的最重要问题并非是如何设计结构、以及如何做决策，而是认知实体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奥古斯丁认为对人类演化的考察，有助于我们更深层地理解人的叙事方式的发展以及对自由观念的理解，并更有效地构建认知、技术和具身之间的关系，从而对人工智能的发展作出贡献。在此次发言中他也展示了部分在中国的人类学最新的重要研究，并表示自己希望在中国这个不同于西方的语境下，和在场学者共同讨论认知、具身等观念。
 

最后参会者就为何人类演化持续了如此之长的时间、个体和交流在技术和社会纠缠中的作用以及石器工具中的其他意图（例如审美意图等）、类比和隐喻这类抽象意义是先天还是后天形成的等问题以及核武器、性别、人类小生境等主题进行了进一步讨论。
 

2. 主体间性：认知过程、神经机制与差异来源

 凯·伏格利（Kai  Vegeley）

     科隆大学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系教授，其研究领域主要是社会认知与神经科学。近年来的主要兴趣是基于fMRI技术研究人类在社会认知上的底层基础

第二场报告是来自科隆大学的凯·伏格利（Kai Vegelery）的 “主体间性：认知过程、神经机制与差异来源”。 
 

报告从5大主题对主体间性的认知过程与神经机制进行了介绍。第一个主题是关于人对他人感知这一主题研究的历史回顾与纵览。伏格利以密尔关于他心问题的反思为切入口引出了心理学与哲学对他人感知这一问题的近代思考。从同理心概念再到米德（G.H.Mead）提出的符号互动主义中对自我和他人的定义，对他人的感知得到了更加清晰与具体的描述。而在赫德（Fritz Heider）对于“对人知觉”和“对物知觉”的区分中，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得到了心理学方面的经验支持。总的来说，人类之间的感知与互动在今日成为了认知科学的核心问题。随后，伏格利介绍了主体间性的分类学图示，并强调了社会文化对于我们在主体间认知的密切影响。
 

第二个主题介绍了在代入自我与他人的不同视野时的区别。伏格利通过不同的心理学实验以及FMRI成像图展示了不同的视角对判断以及能动性体验上带来的差异。
 

在探测与评估这一主题上，伏格利以一组实验为例介绍了人类在观察一个具体的他人行为时大脑中存在的不同功能角色。这包含评价行为本身性质以及行为者的方式（所带有的情绪）这两个部分。这一实验中，实验者以3D模拟人像和2D模拟人像两种方式将行动的身体运动图示呈现给被试，并通过对他们脑成像图的分析和对比来说明探测与评价这两个过程在神经层面上的区分。
 

第四个主题则以“凝视”实验为基础，介绍了凝视实验所反映的人类的他人感知在归因与互动方面所产生的影响。该部分实验还着重考察了跨文化间的差异以及在图灵测试中人机互动中反映的差异。
 

在最后的展望部分，伏格利介绍了大脑功能的默认模式以及各功能在不同脑区的成像图。并在最后提供了社会认知在时间延展中所呈现的四类图景。它们分别是回忆、前摄、心灵理论与空间导航。这使得我们可以对当下的知觉有着丰富的不同想象。在伏格利教授的报告后，奥古斯丁教授对该报告进行了一个简略总结。他认为该报告为社会性认知在大脑的神经层面上的基础给出了一个确认。
 

3. 意义与跨生物感性

 

Kyoo Lee

    纽约城市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欧陆哲学及文学理论。她近年来关注跨学科研究，尤其是在艺术与媒介间的理论写作

 

Kyoo Lee教授随后以“意义与跨生物感性：沉思与计算之间的后笛卡尔主义联合”为题进行了主题报告。她以笛卡尔作为基础开始了她的汇报，她认为基于对笛卡尔的不同解读可以为当下媒体与科技所带来的新的感知类型提供理解。她随后以人工智能索菲亚为例提出了AI的主体地位这一问题。并以此开始了对”感觉“这一概念的理解。她从梅洛庞蒂对知觉的分层出发，结合科技对感觉的影响，尝试重新定位当前时代的知觉特征。她所提出的核心概念跨生物感性正是对于这一问题的回应。

随后奥古斯丁就认知的具身性与科技间的关联与李进行了讨论。盖尔则指出了身体的差异以及与技术组建之间的关系。伏格利则讨论了笛卡尔的二元论与李所提出的后笛卡尔主义中包含的具身性想法之间的关联。
 

4. 生命中不可承受的技术性

 

查理·盖尔（Charle Gere）

兰卡斯顿大学当代艺术学院教授

查理·盖尔（Charle Gere）教授题为“生命中不可承受的技术性”的发言对技术性（technicity）在人之为人中的作用表示了肯定。查理用人类技术世（Anthropotechnocene）来统指人类成为地质力量的“人类世”（Anthropocene）和新技术快速涌现的技术世（Technocene）这两大现象，并指出其原因在于人类始源的技术性。但是人类技术世比上述两个年代更久远，可追溯至人双脚直立的时期，并借用勒鲁瓦-古汉（Lerio-Gourhan）的研究指出，人起源于其技术性，而技术性并非简单地使用或制造工具。技术性塑造了人体本身，人类的语言和工具的使用是直立而非脑容量扩张的结果。直立行走带来了双手的解放和面部骨骼的塑造，使人能够使用工具和发出复杂语音。此外，借助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研究提出，技术性还模糊了内在和外在的区分。人并没有一个先于制造和使用外在工具的内在智力的存在，与其说人改造了世界，不如说世界也改造了人。查理从“李约瑟问题”出发，认为对李约瑟问题的回答，必须与中国和西方两种不同语境中的技术关联起来，并以书写（技术）为例，比较了西方的字母书写传统和中文的汉字，尤其强调了汉字与书法、文化、道德以及仕途之间的联系。
 

5. 李约瑟问题和行星智能
 

奥利弗·戴维斯（Oliver Davies）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奥利弗·戴维斯（Oliver Davies）教授随后就”李约瑟问题与行星智能“进行了主题报告。该报告以宏大的视角探讨了人类认知的两大类型以及它们在哲学上的深刻含义。奥利弗以社会性推理与技术性推理作为起初的讨论框架，并介绍了将人类视为社会人与工匠人的两大视角及其差异，但随后他指出了这一划分的偏颇之处。传统的李约瑟问题在这一框架下也被解释为对技术性推理的过度强调。奥利弗指出，需要将两种推理结合，才能使我们理解联合决策。基于联合决策的模型，他将推理重新划分为理论推理、实践推理与社会性推理并在三种类型下为人类的自由进行了定位。并引用了列维纳斯关于他人的理论以及利科的阐释学结合意识的IIT理论为社会各层面上的整合进行描述和分析。
 

6. 圆桌讨论：技术与社会性

接下来，与会学者进行了两场圆桌讨论。在第一场圆桌讨论中，中国学者们就“技术与社会性”这一话题进行了跨学科对谈。

中国社科院的段伟文研究员作“技术、生成与缠斗”的发言，讨论了作为主体性装置的技术以及技术时代的自由与能动性问题。提出人类迄今为止发展处四类框架：语言、书写、机器和数据，他们都具有呈现事实与制造幻象、生成主体和制约主体双重作用。主体的基本自由在于自我调适的可能性，主体性得以创制的前提是使主体具有对可能性保持开放的能力。他认为批判理论等对技术及其工具理性的哲学批判固然揭示了人为技术发展所付出的代价，但真正的问题在于，装置与技术治理所呈现或捕获的主体的实象是否会抑制或窄化主体寻求新的生成方式的可能性？特别值得追问的是，智能机器及其所奉行的“可能的政治”是否会导致绝对剥夺主体对可能性的选择的趋势？而这种趋势会不会进一步导致对行为的可能性的预控，而非对行为意图与后果地治理。
 

北京师范大学的李绍猛副教授则以“自由意志的社会维度“为题，提出为何自由意志的观念在中国传统中完全缺失的问题。通过对基督教一神论和中国传统政治一神论的比较，认为自由意志（1）是非生物性的，是社会、文化和政治长期演化的产物；（2）有助于促进和改善自由；（3）能在法律术语中被最好地诠释，它与责任和行为等社会知识相关。自由意味着为自身的行为负责。人只有在社会制度的赋权下做特定事情时才是自由的。西方具有较高程度的个体性，个人具有拒绝的权利；但是中国古代统治者囊括了所有的赋权，通过儒学的教化，普通人只有遵从和执行的权利，这并不利于自由意志的产生。

中国人民大学的王小伟副教授则将技术放在儒家传统中考察，提出工具并非一直如现代技术一样，将技术的实践降至为技术的实用性。技术不仅仅具有实用功能，它还体现了仪式和审美维度。

 

李绍猛副教授与段伟文研究员
 

王小伟副教授

 

7. 中国传统视角下的技术、社会性和自由

在第二场圆桌讨论中，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奥利弗教授、姚新中教授和谢林德（Dennis Schilling）教授，从中国传统的视角对技术、社会性和自由进行讨论。奥利弗认为社会性对人性来说更基础, 因而需要跨学科路径，同时我们也需要兼顾“我们从过去学会了什么”这一问题。而中国有着对社会中人性分析的长期传统。在人类学传统中，中国汉字被视为社会技术的一种形式，加强了集体意识；对汉字的学习也展现了礼仪和社会联结的认同感。对中国传统的更好诠释，加之与社会认知和演化相关的新科学，我们可能开辟对人类社会性如何起作用的新的理解。

 

奥利弗教授、姚新中教授和谢林德教授

 

8. 方法论的反思

工作坊第二日，与会学者就方法论层面的反思进行了讨论。奥利弗首先以”对共同未来的责任分有“为题就科学、宗教、哲学与政治间的跨学科研究进行了讨论。在他看来，这一跨学科讨论可以为气候变化与人工智能管理等新兴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野。他以哈默斯坦与斯蒂芬在2012年的著作”演化与决策的机制“为基础引出了人类如何在群体中对高层的信息进行整合的问题。这一群体决策在奥利弗看来是人类演化历史中的得以存活的关键。而在当代社会与科技背景下，大量的人口使得群体决策会更加异质性且复杂。因此，从地方到全球的连续视野下理解群体决策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随后奥利弗以艺术为例探讨了古代在物种尺度的联合决策在当代的可能影响，随后以仪式和科学间的关系探讨了另外一种全球性联合决策的可能。在最后，奥利弗简单回顾了哈默斯坦与斯蒂芬著作的重要章节，并引出了中国与西方在社会性的差异这一主题。
 

随后，伏格利对奥利弗关于团体决策在演化中的位置以及与其他项之间的关系给出了一个自己理解的图示。在这一框架下，大家就中国或东方传统与西方现代性之间的差异可能带来的认知差异进行了讨论。奥古斯丁认为如果我们需要从东方传统中获得处理团体决策或者当前问题的助益，就应该需要为东方传统某些方面的优势进行辩护。因为人类学角度上这种文化差异是常见的，但并不必然带来优势。随后，谢林德教授提供了一组来自诗经的文献，并以此介绍了中国古代楚地文明在宗教、政治上的一些特征。随后诸位学者进一步讨论了汉字的独特性以及它在跨时间传播上的优势等因素可能带来的认知影响。
 

部分参会人员合影

 

 

文字：张亢 、刘牧

图片：孙慧中

编辑：Chao